第三部分 居安思危
回家,回家
1901年3月,澳洲军队开始撤离中国,防务由香港调派的皇家威尔士燧枪兵全面接管。有十七名新南威尔士部队自愿留在华北,接受了高薪,负责警卫英国控制的铁路线。
就在回国前,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等水兵本耐特(Bennett)因精神疾病开枪自杀。
3月底,新南威尔士部队和维多利亚部队先后移交防务,在天津集合。3月29日,英军派遣运输舰清图号(Chingtu)运送澳洲军队离开大沽港口。澳洲兵几乎每人都装着或多或少的中国“纪念品”,而整个军团则带了两件大的纪念品,一件是本文开头所提的西班牙铜炮,另一件则是一座当时就已有三百年历史的铜钟,至今保存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中。
清图号4月5日离开香港,踏上返乡途。二十天后,部队到达悉尼,进行了严格的隔离检疫。5月3日,澳洲官方在悉尼为军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两支部队都在悉尼著名的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现歌剧院附近)登陆,接受检阅和民众欢呼。随后,维多利亚部队就从悉尼的红番(Redfern)车站乘坐专列返回墨尔本。
1903年,两支部队的所有士兵被大英帝国政府授予“中国战争奖章”(China War Medal )。
北伐中国为的是“居安思危”?
对于“子弟兵”们在中国的行动,澳洲媒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断发表随军的两名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
1901年4月26日,《悉尼先驱晨报》采访了在天津英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的奇亚夫上尉,发表了题为《海军归来》(Return of the Naval Contingent)的长篇专访。
奇亚夫对记者评论了各国军队。他表示,很欣赏德国军队的年轻、健壮,行军路上一路唱歌,很有修养,纪律很好——其实,在八国联军中杀戮最狠的,就是他所欣赏的这支德国军队。赴华作战,对于德国军队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行动。
对法、俄军队,奇亚夫显然很不以为然。他说,没有谁真把法军当回事,连法国的盟友俄国也只在需要利用的时候才亲近法军。当英俄因天津铁路发生危机时,法国人虽然嘴里不断喊“俄国万岁!”帮腔,但都只是嬉笑着在边上看热闹而已。法国人最不守纪律的是巴黎连队(Parisian regiment),这个连队的军官似乎对士兵失控了。至于俄国人,奇亚夫上尉说“干脆该叫他们石头”,因为“太笨重了”,他注意到俄国士兵经常被军官毒打,居然也能忍受,照样会跟着军官拼死作战。
至于奥地利和意大利士兵,则擅长长途行军,意大利人不大会打仗,喜欢躲在英军翅膀底下,但瓦得西到任后却把意大利人调去和德国人一起作战。
奇亚夫认为英军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不该将印度的“Kahars”人调去中国,这些人在印度做做苦力(coolies)还行,但在寒冷的中国没有用处,派他们运输军需,经常要派重兵掩护,被其它国家嘲笑。而一个中国苦力往往能顶一打(十二个)印度人,价格只有印度人的一半。
奇亚夫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印度士兵也和澳洲士兵一样第一次参加多国行动,有机会对列强军队进行比较观察,印度人最后得出结论:还是“英国主人”最好!
日本人在奇亚夫眼中,是一群套着制服的小矮人,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笑容和斗志并存。日本人能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但同时又保持他们自己的优秀东西。奇亚夫认为日本人很虚伪,即使今天在与中国人打仗,明天照样可以勾着中国人的脖子称兄道弟。他认为,日本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最好的朋友,俄国人在外交上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中日战争(指甲午战争)中去干预这群小矮人。
图:八国联军合影(除俄军外,英军有三人)
至于美国人,奇亚夫认为那绝对是“我们的兄弟”,美军的军需供应做得最好,所以穿着的军服也是整个联军中最整洁和漂亮的。大英帝国在远东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朋友。
奇亚夫告诫澳洲国人,列强中总有人想抢夺“我们的”贸易,这迟早会威胁到澳大利亚宁静的海岸,所以,澳大利亚要居安思危,时刻准备制定周密的计划保卫自己的海洋和陆地。
爱国主义战胜内部纷争
其实,在一片赞歌声中,澳洲出兵中国之事也在内部遭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只是这些质疑在澳洲不少“主旋律”的历史著作面前多被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
这些质疑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费方面的现实考虑,比如南澳殖民地派出的小军舰护卫者号,就因为南澳殖民地、帝国海军部等为了费用问题相互扯皮,几乎没能成行。南澳抱怨说同样是殖民地,加拿大完全不用自己承担任何防卫开支,而澳大利亚不仅要自己承担,还要再去援助母国;
二是能力问题,质疑者认为弱小的澳大利亚应该把国防力量放在防卫本土上,没有能力去帮助帝国打仗;
三是必要性问题,质疑者认为虽然殖民地应当在母国遭遇危机时给予协助,但中国的义和团事件并未严重威胁英帝国的利益,就近派印度军队去就可以,澳洲军队没有必要参加;
四是军力分配问题,当时英帝国在南非也遭遇了很大的危机,并且随后爆发了布尔战争,澳大利亚又向南非投放了更大的军事力量;
五就是程序问题,部分殖民地的总督未经议会就自行向帝国国防部表态参战,引起议会的不满和杯葛。
当然,最终是“爱国主义”和“大局意识”占了上风。
在支持出兵中国的意见中,主要是诸如显示帝国内部的团结、维护英帝国的巨大利益,也有一种是纯粹的种族主义考量:出兵中国将不仅能惩罚侵害基督教的中国人——西方普遍将八国联军干预看做有相当浓厚的宗教卫教战争,保卫“文明”,更能有效地遏止“黄祸”(Yellow Peril,所以,不能只依靠同为亚洲人的印度军队,而必须有更多的白种人参战。
澳洲政客们则达成了共识: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列强会在瓜分中国(the carving of the Chinese melon)的过程中反目为仇,那时,澳大利亚本土就将遭受危机,因此,必须未雨绸缪!
澳洲军队在中国虽然没有经历什么重大战斗,但在澳洲的军史家们眼中,这不仅是澳洲军队的第一次海外行动,也是这个殖民地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令他们认识到了世界是不太平的,列强对中国的争夺,迟早会影响到看似遥远而宁静的澳洲。
在天津英军司令部工作的澳洲军官奇亚夫,当年告诫其国人:中国人是“最不凡(most extraordinary)”,他们能在自己的财产、生命遭受危难时,还像一个哲人般坦然面对,看着洋鬼子们(foreign devils)夺走他的粮食、衣物和一切,看着家园被焚毁,看着妻子儿女被迫逃命,他却照样带着微笑注视着敌人,即使损失会依然惨重。他的心中一定在酝酿着下一轮对洋鬼子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