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 PK 戊戌变法

中世纪

这些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国家统治力，但士族看到自己要求的“复古”（恢复武士阶层的权威、地位和利益）反而成了削弱，在1877年又叛乱，政府招募的平民军队最终打败了武士和贵族的军队，标志着其不再成为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存在，此后的维新则转变为民主主义。

　　农民们也没闲着，在明治维新最初10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农民们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引自《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这其实也好理解，俺们秦代就是如此嘛~~经历10年折腾，这种局面才得到逐步改善，但这恰恰推动了民主主义改革。

　　1874年，“爱国公党”成立，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同年4月，成立“立志社”，主张“人民平等”。1875年2月，各地政治团体代表成立“爱国社”，以“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人民平等”是不包括天皇的，这个时期乃至后来很多变革口号，并没有反对天皇的神化地位，因为天皇是作为“万世一系”民众信仰，起着维系民族和国家信仰，维系社会道德的作用。这些口号实际是为彻底消除封建贵族残余势力，和对官僚体制进行监督约束。

　　日本这个阶段的意识进步不可谓不大，简直一步从“封建阶段”迈过“帝制阶段”直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了。实际上，这仍是地理决定论的影响。在俺的反复灌输下，读者应该有印象了，在气候和生产力相同时，中国处于长期的帝制而西欧处于长期的封建制，是因一个在平原一个在山地，即使欧洲生产力跃进了，在君王短暂的威权形成帝制后（西班牙、英国、法国争霸时期），因民间力量的兴起也很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日本处于后起急切追赶时期，就会产生如此大的意识跃进。

　　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在1887年12月颁布《保安条例》进行镇压，数千名自由民.权分子被逮捕，数百名中坚分子被驱逐，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民权如此快的瓦解，实际也说明了日本跃进过于仓促，还需“补课”，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民权运动虽然被镇压，但其思潮也影响了政府高层，其也被迫作出民主改革姿态，“民粹主义性质的保皇渐进派”成为政府的领导意识。1882年伊藤博文等前往欧洲参观，决定以君主立宪政体的普鲁士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制定日本宪法。

　　1889年2月，明治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天皇的绝对权力和神圣性，然后确定了国务大臣辅佐天皇的地位，规定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臣民”有多项义务但也增加了很多自由。

　　众议院从诞生起，就不断和政府、贵族们作对。众议院多次被解散，双方斗争激烈，后来终于由于甲午战争，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双方才趋于缓和，而一直保留特殊政治中立地位的军部，此时成为了日本国内的实权派。

　　这个时期的日本政局动荡，但相比其他国家的阵痛程度要小和时间要短，天皇这个宗教信仰地位和国民性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首先，因为天皇是“宗教中立”的，也是几乎全体国民的共同信仰，就为各方的妥协点的达成提供了可能；第二，军队是效忠于天皇的，天皇保持中立，军队整体上就能保持中立（有少数军人参与政变），不过深的介入政治纠葛，就没有引起全国战乱。而恶果也是与之俱来的，国民对各种主义纷纷失望，对文官政府和高官贵族产生反感，中立的天皇和军队成为国家主义的直接化身，而天皇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宗教虚权，军部就成为了第二个幕府，民粹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与军队合谋走向对外侵略，日本在短暂的民主主义浪潮后，走向了“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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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失去的机会

　　俺多次提到，戊戌君子和义和团的人头落地，让满清失去了君主立宪的机会，而这一点实际从满清入主中原时就已注定。

　　满清作为一个文化体制上落后的民族，无法推动中国迈向一个新时代，由于对多数民族的戒惧心理，就会格外压制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唯恐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满清的殖民统治，造成民族和国家的剥离与扭曲，以慈禧为领袖的满清贵族是不可能答应任何实质上的分权制衡的，甚至，宁可是老殖民者和新殖民者合谋去屠杀“爱国主义者”（义和团），这就无法度过体制跃进的关键点。

　　如果是中国帝国时代的最后是一个汉人政权，很可能会以君主立宪为过渡，尤其从经济结构（官方和寡头垄断经济为主）和民众意识（民主思想未能真正传播开）上看，这简直是必然的。

　　但为何袁世凯的帝制仅仅存在了80天呢？俺想，这还是来自老大帝国骨子里的骄傲，要用就用最“先进”的，既然帝制已经被证明不能恢复中国的荣耀。

　　俺们会发现，“中国特色的下级武士”们终于崛起了，他们有着民族和国家相融合的信仰，有着严明的组织和强大的战斗力，是“中国革命军”的骨干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当然，他们日后又会分化，因为中国仍在摸索适合自己的道路。但俺相信，民族和国家信仰的纽带，终将让中国人团结到一起，因为历史反复在证明，这才会迎来中国真正的和平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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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的主张粗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即使现在，君主立宪国家也不少），但他忽视了欧洲变革的基础（宗教改革和平民经济崛起），也许他意识到了日本的成功在于民族的聚合，而却不想动满族皇权这个矛盾的焦点。

　　同时，康有为们自始至终没有取得任何一支武装力量的坚定支持，日本维新则有下级武士为先锋，又两个藩的武装力量支持，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何况百日？

　　康有为很多计策也是“急病乱投医”，比如“遗民巴西”、“和美国建立联邦”、“全国换西装（指西方服装）”、“剥夺贵族和高级官僚政治权力，让他们高薪养老”、“炮轰慈禧太后”（不怪慈禧要砍他们的脑袋~~）等等，现在想来也算匪夷所思，可见作为国家骨干栋梁的国家主义者们已经仓惶到何等地步！所以，不要去责怪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大仙附体”“刀枪不入”吧，上层精英都已如此，儒教高人更在义和团围攻教堂时大讲“阴门阵”，整个中国都已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仅仅百日就失败了，君子们人头落地，不久之后，扶清灭洋的巫婆神汉们的人头也会落地。满清的国家主义者们被满清统治者残杀，这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现象。鲁迅笔下国人的麻木和任人宰割，实际源自满清的殖民统治，而成型于晚清所有努力的失败。中国人的信仰瓦解了，道路迷失了，成了行尸走肉。

　　中国的精英阶层终于意识到，必须从民族主义（五族共和）和国家主义（民主政体）两方面同时着手，上下阶层共同努力，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才能迎来新生。

　　这才有了孙中山振臂一呼，以民族主义号召“民众”，以民主主义号召“精英”，几乎兵不血刃的结束满清政权，因为血已经在太平天国、在甲午战争、在戊戌变法、在义和团运动中流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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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李为代表的，实际是明末以来的“儒教务实派”，此时感到洋人的巨大压力，但并不想从根本体制上加以改变，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成为“洋务派”。他们以官商企业对抗洋人商品和行业垄断，修铁路、电报、船运、建立近代工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其仍希望保留皇帝极权政权，保持政局的稳定，对官场腐败虽然痛恨，但并不想激进改革。

　　首先，他们自身就是大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希望革自己的命；第二，他们顶着汉奸的名头，无法领导一次汉人的复国运动；第三，他们深受儒教的影响，希望从改进体制着手，而非引发改朝换代的大动乱，那么，中国可能会落后的更远。

　　但甲午之战让人们丧失对洋务派的信心，武器精良的耀武扬威的军队竟然被小小倭国轻易打垮，精英们认识到政体是根源，只改改外表是不行的了。

　　康有为作为维新派领袖出现了。康有为几次科举不中（和洪秀全一样，可见科举确实大有问题，呵呵~~），大志难伸，他对科举制度提出强烈的攻击。康有为主张学习日本、学习德国，改变政体政体结构，以求根本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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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中国近代宗教战争》中说过，满清是一种畸形的殖民统治，要点就在于“用你的文化殖你的民”，“权术御下、道统治民”。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一方面表现出汉化的倾向（仍是地理决定论），继续科举；一方面保持英明神武的态势，不断取得对内对外战争的胜利。前者就符合了汉人的民族信仰——体制崇拜，后者实际也符合“护卫者机制”（儒教科举本身的护卫者机制），并且是文武双全的模样，就逐渐被汉人所接受。

　　但实际上，满清皇帝的科举只是表面文章，不仅题目更加朝着神化皇权迈进，而且满汉分别命题，分别打分，汉人官员也缺乏真正的实权。满清名义上虽有“大清律”，但下级官员可以给皇帝直接秘报，就暴露了其权术御下而非宪政的实质。

　　满清的殖民体制，就让汉人出现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矛盾，“这是俺的祖国（血脉），却不是俺的国家（政权）！”。民族主义者们的反清浪潮贯穿满清整个历史，他们首先追求民族的独立；国家主义们顶着汉奸的名头，在面临列强侵略时，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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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国家主义者”们的努力

　　“帝国主义的一声炮响”，不仅带来了鸦片，也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和体制，显然。

　　洋人演示的先进技术，给全体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因为自古以来，俺们一贯是最先进的呵~~洋教就成了太平天国的幌子，而镇压太平天国反促成了汉人改革派登上朝堂，并把控实权。

　　太平天国迅猛的击溃了腐败的八旗和绿营兵，满清不得不大规模启用汉族军事将领和民团武装，曾国藩、李鸿章才能权倾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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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戊戌变法

　　（写完明治维新的章节，因为已经含有大量对比，戊戌变法就不写太长了。）

　　2.1中国的宗教信仰

　　道学和儒学在春秋战国形成，实际上，道学和近代的“基督教义学”相当，而儒学实际是一种社会模式方法论。佛教在汉代正式传入，促成了道学向道教的转变。

　　道教实际是以道学为核心教义，综合了中国上古崇拜，为了和佛教多神竞争发展出了多神体系，形成的一种宗教。道教在汉代就分为了上层的丹鼎派和民间符箓派，前者是主张政教分离，游于山水之间，炼丹修行的；而后者则是经常发动政教合一的起义，画符念咒的。

　　道教符箓派一直就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核心意识，其“共天下均贫富”（《太平经》）的思想自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起，直到“太平天国”，直接或间接的覆灭了汉朝、元朝和清朝，甚至还作用于近代的农民革命（农民不知什么是资本主义，但对“共产”很容易“理解”，呵呵~~）。就连土匪的幌子——替天行道——也来自《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就是道学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就是道学化（深刻的辩证法）直接的体现；而道教的形成就是受到了佛教的启发，两者在南北朝的大辩论促进了双方教义的进步和融会，道教由“外丹说”演变为“内丹说”就是佛教的影响；儒教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学说，迫切需要一个信仰核心，此时就借用了佛道二教。如此，中国三大教在宋代实现“三教合一趋势”。汉人朝廷的官方信仰是本土道教，体制上用儒教科举，而民间多信仰佛教。由于三教的反复印证，这种意识和体制被认为是“真理”，由此，皇帝和万民才能以此立宪，实现了中国帝制的宪政——明代体制。体制本身成为信仰，超越了皇家血统甚至民族本身。这就为满清入主中原提供了体制心态准备，就可以被后世犬儒们曲解利用。

　　虽然实现了中国特色的宪政，但中华帝制宪政的缺陷在于缺乏“第三方裁决机制”，也即法律的独立性，终归造成“皇权vs政权”、“正义目的vs形式正义”之间陷入僵持难以自拔，所以万历才只好ba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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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产业革命

　　日本的工业革命与欧洲大大不同。

　　日本先是办了很多官方“示范厂”，但官营企业后来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1881年，政府决定把大部分官营企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促进了日本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这些政商也成为“财阀”。民间产业迅速超过官方，开始的军工产业还是官方把持，后逐步转为民间承包。

　　官方大型企业和关系国计民生产业的出售对象，都是公认的“善于经营者”，由于日本当时强烈的国家危机感和民族意识，这些政商财阀在获得低价企业的同时，也肩负上了民族振兴的重任，要为天皇和国家尽法律税收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义务，起到了调节国内市场、工业、资金的作用。

　　这种政策的优点是民族产业迅速崛起，缺点是形成了寡头垄断，虽然大型工业的产能得以迅猛扩张，但缺点是创新力较为低下，产业的真实基础薄弱，缺乏全向的技术积累。所以日本的战争机器在缺乏外来技术和资源输入后，升级陷入停滞，远远落后给了美国。

　　直到日本战败，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非财阀民间企业才真正大规模兴起。只有当平民阶层的社会资源占有量能够与天皇、贵族、财阀制衡，社会的政治权力也才能达到平衡，也即民主社会的真正稳固，日本也才能保持相对持久的和平稳定。

　　在政府垄断性较强的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初期，因为民间资本不足，又迫切需要追赶强国，就会发生先由官方办起，然后交给民间盘活的现象，既然民间资本不足，就会发生“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与其他国家的损公肥私式阵痛不同，日本刚完成民族国家的聚合，面临着外国侵略的巨大压力，有着民族自强的勃勃激励，虽然也是“贱卖”，但财阀们确实让日本工商业迅速崛起，这是日本民族让人钦佩的一点。目的是相同的，方法也差不多，但心态和过程的区别，就造成了结果的巨大差异，这值得中国人深深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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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停留在多神教和封建制，士/武士这种特殊的雇佣军组织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并随着文化的进步，“武士风俗/传统/规程”就升级为信仰崇拜性质“武士道”。（顺便说一句，如今共和国各地的城管大军的性质和士/武士非常相似，都是国家大体制下的地方属性的非法武装团伙，战斗经验同样异常丰富，战斗作风同样异常凶悍，同样只服从地方领主而视民众如草芥，也许以后能形成“城管道”也未可知，哈哈哈哈~~）

　　武士道的核心思想完全脱胎于春秋战国的“士之精神”，即“誓死效忠主人”、“为知己者死”、“镇静从容的慨然赴死”甚至“知必死而为之”（参见《荆轲刺秦王》）。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在主人（个人）利益和国家（皇帝/朝廷、天皇/幕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武将”“侠客”等都被要求先“忠孝不能两全时忠为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顶不济就“退隐山林”，这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维系所在；“武士道精神”则要求先办了主人（个人）的事，再服从幕府切腹谢罪，如此成为武士的最高境界，著名的“赤穗47义士”就被视为武士道精神的楷模。

　　1701年3月14日，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和幕府司仪吉良义央发生冲突，浅野用到刺伤吉良，遭到自行切腹和没收封地的处分。浅野的家臣大石为替主君报仇，集合47义士于1703年12月24日夜，杀死吉良。这种行为视为对幕府的不忠，被下令集体切腹。这种精神被日本民众盛赞。（本段引自《周作人论日本》，周作人）（如果不自杀，就可能引发地方叛乱甚至全国战乱，所以不论天皇/幕府还是民众，就都希望他们自己了断~~如此送个英雄的头衔也算惠而不费~~）

　　随着武士集团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最终形成“恒武平氏”和“清和源氏”两大武士集团。源氏家族进入关东地区，成为最大的武士团首领，各领主纷纷要求其保护。进入11世纪后，武士阶层逐渐扩大，地方各国行政事务官员逐渐由武士担任。由于庄园不断增加，天皇直属土地日益减少，天皇开始整顿庄园，这引起了天皇和氏族之间的矛盾，双方都要使用武士集团，而两大武士集团也不断火拼。1189年，源氏家族拥有了全国的统治地位。幕府就在武士集团崛起的过程中成形，1192年，源赖朝得到“征夷大将军”称号，正式建立武家政权——幕府。（引自《日本简史》，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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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本想向一神努力，但受源起的印度教的影响（佛教本身可以视为印度教的改革派，就像基督教可以视为犹太教的改革派一样），最终成了多神教，但其与上述不同，可以称为“类一神教”；

　　“道学”可以看作一神教信仰（《道德经》的“天”“天之道”，可以几乎直接理解为“上帝”“上帝的意志”），但后世“道教”受佛教影响，也成了“类一神教”（其“核心教义”是“一神论”的，而“基层宗教”却是“泛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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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处于封建制的日本农民们造反纯粹是乌合之众，但下级武士就不同了，不仅是因为“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更因下级武士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具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信仰，才能肩负其推进国家体制重大改革的重任。（可能有人要问了，怎么上级武士不推动改革？上级武士都是“大既得利益者”，改革不就革自己的命了吗？）

　　1．5从“尊王攘夷”到“民主主义”，再到“军国主义”

　　下级武士开始将社会混乱和自己生活艰难归结为外国入侵，所以浪人武士多次袭击外国士兵和官员。以长州藩为中心的下级武士云集京都，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天皇朝廷也催促幕府采取“攘夷”行动。

　　幕府被迫通知各藩于1863年5月10日开始“攘夷”，长州藩迫不及待的于同日炮击外国舰船。6月，为解决“生麦事件”，英国舰队炮击部分炮台和鹿儿岛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条件”。

　　此后，幕府和各国舰队联合压制“尊王攘夷”各藩，尊王攘夷派意识到攘夷不可能，只有向西方学习，改变日本政体，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聚合，牟求独立自强。受到幕府镇压的“尊王攘夷”派，转向“尊王倒幕”，新继任的明治天皇也取得于倒幕派的联系，1867年10月，幕府“大政奉还”。幕府不甘心这样失去所有权力，从大阪向京都进军。1868年1月，新政府军打败幕府军，幕府只得从海路退回江户。1869年5月，幕府兵败投降。

　　日本这个过程的前半段颇似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但俺在《天平天国和义和团——中国近代宗教战争》中说了，中国的不幸在于当时是满清的殖民帝国，这就造成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前文说了，幕府在架空天皇行驶国家实权的同时，也成了天皇与大名、武士、平民之间的缓冲，这就维持了天皇的“纯宗教无过错地位”，天皇始终在国民心中有崇高的威望（而非中国皇帝的威权），加之日本已经在列强的压力下促成了民族国家共识，国民们就可以以天皇为核心/基础团结到一起。

　　同时，因为日本的封建割据状态，改革派能够取得兵权，与幕府长期周旋，并最终取得胜利。

　　同样重要的是，“王政复古”实际上是“天皇夺（幕府）权”，是“天皇集权”，而中国的本来就是大一统帝制，戊戌变法让“老佛爷”觉得是“分权”，尤其是分满族统治者的权，这是令“满族民族主义者”难以接受的。

　　“尊王攘夷”是一个明显的“民族主义”口号，而到了“尊王倒幕”则转变为“国家主义”，前者是从民族独立出发，后者则要改革政体。

　　这个阶段实行的新政主要目的就是“中央集权”：

　　1．各藩统治权收归中央，旧藩主成为藩知事。

　　2．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

　　3．改革土地制度。

　　4．废除地方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