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 PK 戊戌变法

中世纪

几年前，受“媚日派”的刺激，俺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兴趣，写了一系列分析日本国民性的帖子，《戊戌变法pk明治维新》就是最终的版本。

　　“重写版”第一帖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中国近代宗教战争》，说的是晚清下层民族主义者们的失败努力，而本帖的故事恰在两者之间，是上层国家主义者们的最后尝试。有兴趣的朋友如能通读两帖，贯通思路，相信能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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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治维新”起，中国正式落后于日本。

　　所谓“戊戌变法PK明治维新”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俺们输了。人家日本成了地区性甚至世界性强国，而俺们学样的变法仅百日而废，在紧接着的义和团运动后，麻木和任人宰割成了中国人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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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治维新

　　1.1日本的宗教信仰

　　俺之所以对宗教感兴趣，是因为“宗教是国民性的钥匙”，因为“地区主流宗教教义”实际是“地域人群意识的凝结”（——蜂带刀），能以此解释“该地人群的各种思想的缘起”。但遗憾的是，有宗教信仰的学者，往往先行质疑甚至排斥其他宗教，“所谓的”“无神论者”们，则“不屑于”去了解宗教，至于地理决定论对宗教的影响更少有涉及，所以不论《周作人看日本》还是《菊与刀》都停留在了零散的表面。

　　日本的国教是“神道教”，和中国道教太大关系（道，即规范、规矩。道教之道是“天之道”，也即““天”之法则”的意思，基本等同于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的意志”，或者理解为无神论的“真理”。而日本的各种“道”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而泛指各种神怪崇拜和人工技艺的规矩），它是一种“多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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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594年，日本颁布诏书，阐明佛教为国教，这是其“大和政权”时期。儒学也在日本得到推广。但大名们一直担心类一神信仰会削弱他们的统治基础，所以反复进行压制。其实，日本模式政教合一和中国不同，他们是对“天皇、（幕府）、大名/主人”的多重效忠观，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一样的（中国帝制时代尤其宋明只效忠皇帝和政体；西方则效忠教皇，对待政体上级则是“契约关系”，教皇可以废除民众对国君的效忠）。

　　神道教有众多神社，靖国神社则是唯一的“信仰国家的神社”，供奉着“日本历代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才获得聚合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模式”，所以靖国神社和天皇就成为“民族国家信仰”的化身。

　　日本这种多神教、多重效忠的信仰模式下的“天皇在上，权归大名”的政权模式，就造成国家动员迟缓，凝聚力不强的缺陷。联想中国，春秋战国时反复被游牧部族欺负，而秦汉一旦统一，就能反击匈奴了。日本地处断裂带，火山地震海啸多发，朝思暮想要登上稳定的地壳，但郁闷的是，傍边的大陆帝国过于强大，它历史上几个短暂的统一，就想雄心勃勃的登陆（朝鲜半岛），都被顶了回去。日本直到近代受到列强的强大压力促成内部意识聚合，加之武器的进步可以突破地形的局限，才完成民族国家的进化。

　　同样是狭小孤立的地理地形影响，日本人的性格就很极端化，而缺乏辽阔地理居民的包容心和回旋余地，所谓“日本人拿起枪是好战士，放下枪是好俘虏”就是因此。地理同样影响到了到了文化的单一和狭隘性，加之生产资料缺乏，就造成日本“长于精致化的改进”，但“缺乏独创性的发明”。

　　简单的说，“多重极端化”是日本国民性最显著的特征，这就是《菊与刀》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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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本的武士阶层

　　日本的“武士”、中国的“侠客”和欧洲的“骑士”，实际都被宗教“加冕”了（神道教、墨家融入后的基层道教和基督教），才能脱离“流氓会武术”的低级层次。实际上，日本的武士，就等同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士”，一般特指“会武的门客”，武士在日文中就写作“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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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多神教”，是和“一神教”相对应的。

　　犹太教、基督教、伊si兰教是世界三大一神教，它们相互之间也有“血缘”关系：

　　耶稣教/基督教源自犹太教，意为“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基督）的犹太支教”；

　　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代分化成“天主教”和“东正教”；天主教在宗教改革时期正式分化出“基督新教”；

　　伊si兰教兴起较晚，号称和犹太教是“同源的兄弟教”，客观来看，伊si兰教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当地各种宗教、风俗接合的产物。

　　印度教、苯教、萨满教、神道教、中国传统“风俗”则是多神教，即“万物皆有灵”，自然界的花花草草都有神灵，甚至人造的工具比如锅灶（灶王爷）甚至电视（贞子…）都能出来神怪，自己的祖先和行业的祖师（比如鲁班）也能成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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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宗教是官方“倡导”一神（祭天、道学、儒学），但允许民间“保留”多神风俗（拜祖、佛教、道教），即俺所谓的“类一神教”模式。

　　日本的地理地形非常零碎，没有一个地理基础让地区领袖可以长时期的统一整个日本，但地理、文化和生产力模式的趋同又让他们有联合的诉求。所以，日本长期就是“一个天皇在上，一群大名居中”，阶层分明的政权组织模式。而神道教“天皇在上，众神在下”的信仰模式，也无非脱胎于“地理决定论”。

　　欧洲的中世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日本近代前是“标准的封建制”，特点是教皇/天子/天皇有信仰上的权威性，但实权却被各路诸侯瓜分。同时，后两者也都处于多神教时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你可以认为日本人很“原始”很“野蛮”，或者很“淳朴”很“自然”，它们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日本人表现的又格外极端。

　　曾有近代学者说过，日本学儒学却不用科举，日本女人也不裹小脚，真是明智啊~~其实，前者仍是地理决定论的影响，后者无非是日本人口少生产力落后，妇女不得不参加劳动罢了~~

　　“科举”是“儒学”演化为“儒教”的标志（科举让儒从一种“学说”而形成了“组织体系”，上至皇帝，中有各级官员，下到私塾先生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完成了宗教的必要条件（信仰、教义和组织））（——蜂带刀）。

　　科举其实完全称得上是中国人伟大的体制发明，其目的首先就是聚拢全国精英为皇权所用（唐）；第二，就是倡文轻武维护国家安定（宋）；第三，就是打通了上下阶层的沟通联系（明）。科举在隋代萌芽，唐代兴起，宋代标准，明代立宪，中国的国家局势也渐趋稳定。宋明时代，地方大员割据叛乱几乎就没有发生过，科举就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历史太长了，改朝换代多了去了，大多数人都清楚这种折腾无非是换汤不换药，科举给了平民参政的机会，可以从行政上缓解阶层矛盾，给民众以希望。明代的儒教科举正式成为汉人的民族信仰核心之一，皇帝和万民以此立宪（参见《重新发现大明朝》（也许几个月后会出“重写版”））。

　　当然，为了规范化和标准化，不得不对考题进行局限，生产力的几部的迟缓和缺乏外来文明的冲击让思维停滞，皇权也会有意拣选有利于自家的思想意识，这是科举内容最终成为思想枷锁的原因。但宋儒两派思辨激烈，明儒敢直斥皇帝之非，并非满清犬儒可比。也就是说，科举的形式仍是好的，关键是内容需要更新了。科举让“朝为寒舍翁，暮为天子臣”成为可能，男性国民在参政权上几乎是平等的，相比之下，欧洲英法在近代方打破封建阶层世袭制（但其宗教是相对民主的，如此加以平衡），中国领先了它们千把年~~

　　那么，科举这种维持皇权统一的体制，自然也不就能被客观（地理和当时的生产力）上无法统一的日本所接受。所以常说日本学汉唐，尤好三国，却对宋明不感冒，并非什么明智，乃是地理决定下的体制认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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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武士是随着日本“庄园制”兴起的。庄园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兼并其他庄园，将一部分庄民武装起来。这些人逐步由平时务农、战时从武，转变为完全脱离农业的职业军人，称为“兵”。在较大的寺院、神社所属的庄园里，也出现了“僧兵”。这些地方武装对政府机构形成威胁，于是，各地政府也开始组织私人武装。而以天皇为首的皇族、中央贵族也聘请其中的士兵作为自己的警卫，称其为“武士”。（本段引自《日本简史》，王新生）

　　日本武士实际就是日本古代的“职业化雇佣兵”，而大战时招募的农民士兵，则属于“临时的义务兵”的范畴。职业化军队的优点是战斗力强悍，作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剽悍，常能以少胜多；缺点则是易脱离政权的管辖，视民众为草芥，常有叛乱行为。

　　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武”“士”也是这样，由于封建制的作用，他们同样是对周天子和诸侯主人的双重效忠心理，但对前者完全是宗教性和民族性的，而直接听命与后者。

　　秦朝的建立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终结，荆轲刺秦王是中国“士”时代的终结（——蜂带刀）。周天子很大程度是宗教象征性的，不会和名义的下属们——诸侯——产生太多直接冲突，门客们经常为主人去客串刺客，但不会去谋刺天子。但嬴政从一个诸侯国王打成了天子，中国也由松散的封建制进化成紧密的帝制，后世更促成了汉族的正式形成，中国成了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民族国家”。如果仍在宗教信仰上鼓励“士”们效忠各自的主人，甚至为主人去谋刺皇帝，无疑将造成很大的祸乱，但秦始皇又招人恨，所以历史上的“荆轲刺秦王”就是“功败垂成，刺而不死，警惧帝王”。大一统帝国既成，士就分化为两路，一路成了皇帝的门客——文武大臣，一路就成了弱势百姓的护卫——侠客。士的思想也由简单的对主人的誓死效忠，转而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儒教、道教、佛教等更为先进的意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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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式。由于日本地理无法让政权紧密聚合，就只能退一步形成幕府政治了，同时也作为天皇信仰和大名实权之间的制衡与缓冲。

　　武士道精神被宗教信仰化，就是在幕府时期，也即“尊天皇、服从幕府、效忠主人”的信仰被立为根本，并成为日本岛上唯一一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信仰”，被幕府宣传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象所有多神教等级制体制一样，“人”并非一个平等的观念（欧洲靠宗教发展为议政权为主的平等；中国靠科举发展为参政权为主的平等。——蜂带刀），武士自身要承担额外的国家责任，但也拥有很多特权，比如可以拿平民“试刀”而无罪，也被后来侵略中国的鬼子们所效仿。中国自汉代统一以来，血统性的世袭特权就越来越少，职业性的官僚特权也受到很大限制，至少在法理是万民平等的，不论是滥杀本国平民和私自杀害外军俘虏都是禁止的，还会留下万世骂名，欧洲在进入基督教的中世纪后，教内惨杀也是被禁止的。所以鬼子也许可以用“本国国情”为自己辩解，但全世界都进步了，这就好比也许你在自己家随地大小便惯了，但不能以此作为可以到处随地大小便的理由，要知道，“文明人”的猫狗都知道得到指定地点大小便呢~~换言之，如果日本人自认是畜生，咱也就能“理解”了，偏偏它们硬不承认自己的文明素质还不如俺家花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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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是最原始的宗教，它直接来自各种原始崇拜，而逐渐加以规范化。

　　欧洲人常自卖自夸的说，一神教代替多神教是“必然趋势”。但实际上，这无非“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一神教的优点是可以用一种单纯的信仰意识统衣教众，尤其是在欧洲割裂的地形上，小国林立，生产方式迥异，地形、政权、生产力沿革下来的地区人群意识也相差甚远，就需要用一种统一的宗教将欧洲人联合起来。即“统一的宗教”和“差别的政权”下的欧式“政教双轨制”（——蜂带刀）。

　　一神教的缺陷也很明显，过早统一的严格化的教义下，后世会难以突破，往往成为进步的枷锁。基督教的《新约》多是门徒们的叙说（和儒教类似），尚有商榷突破的可能（和儒教类似，多从对教义的理解和解释权入手改革），但也经历宗教改革的阵痛，而伊si兰教的教义是穆圣在世时完成，就是无可置疑的。穆si林想要在生产力和体制上有所突破，就会违背信仰本身；而严格的遵从信仰，就会继续停滞，这成了一个怪圈。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大一统的帝制，政治和宗教难以分割，中国之辽阔造成各地的局面有很大区别，秦始皇试图强制统一的努力很快失败了。中国政权始终面临2个相关联的难题：

　　如何用简陋的技术手段保持庞大国家的统一？

　　如何在统一的核心下进行有效的差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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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本的经济贸易

　　俺曾经说过，由于地理和体制的影响，中国皇帝政权可以随意垄断一切想垄断的东西，中国还是一个各地差异很大而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贸易需求量有限，民间资本也非常有限，商人更没有政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在于民间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蜂带刀），所以中国就难以产生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仅在两个较为持久的稳定的割据时期——春秋战国和宋辽金西夏时期——有萌芽的可能，但马上被后续的统一给中断了。为了国家的统一而实行的稳定的标准化管理，遏制了商业贸易，同时被主流宗教思想所抵制。

　　反观欧洲，因为地形的割裂，需要商业来沟通各国有无，商业就能从政权的夹缝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第四大权力（政权、教权、军权、商权），最终迫使政权和其妥协，军权为其开道。说到欧洲宗教和商业的关系则非常有趣：犹太教和犹太商业是缺乏政权和军权的犹太人的两大法宝，以此获得自身的民族存在；犹太人耶稣先生当年在神殿前推翻兑换货币的摊位（世界银行的最原始雏形）确实与“犹太民族主义”不符（耶稣怒斥神圣被玷污），但基督教获得欧洲垄断地位后进行的各国货币周转和发行的“赎罪券”，已经和“欧洲央行”智能很相似了，骑士团还成了君主们的债权人；基督新教兴起后，一方面痛斥教廷的腐败，一方面则正式给资本赋予了“主义”（参见韦伯的《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写出《资本论》的马ke思先生，也是犹太人。

　　与上述不同的是，日本天皇的直属领地总不是很多，都被领主们瓜分了。幕府上台后，控制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农业和工业、矿山等产业，但领主门的辖区自治权也较高。就日本本土的地形和本身的体制而言，它是应该能较早开始资本主义的，但日本的问题是：周边可资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国家实在太少和太远了，其主要贸易国家——中国——根本就不需要和日本进行什么“互通有无”的大宗贸易（当然，日本非常需要），而日本在想和其他周边国家进行贸易时，不论软文化还是硬产品，不论质量还是产量都远非“中国制造”的对手。所以日本贸易必须等待时机——有了其他重要贸易国和中国闭关锁国的时候，前者直接来自与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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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16世纪后半期，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东南亚贸易发展迅速。荷兰人（新教）和英国人（新教思想居半的国教会）受到幕府欢迎，但英国人与荷兰竞争失败，于1623年放弃了在日本的贸易。幕府希望垄断贸易，限制不断增加。1624年禁止西班牙（天主教）商船到日本；1635年，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在海外的也不准回国；1630年，禁止葡萄牙（天主教）商船到日本；1641年，将荷兰商馆迁亡长崎，禁止与日本人自由交往，形成“锁国体制”。

　　之所以列出上述国家的宗教信仰，是因为幕府的锁国是以此为甄别的。基督教分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后，两者虽然都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前者主张政权服从教廷的意识控制，即“教在政上”的模式，各国君主简直成了教廷的“地方税务官”；而后者追随强大的帝王，主张“教化帝王，教以辅政”的原则，东正教会成了强大政权的“意识工具”（苏式宗教理论仅适用于俄国东正教）。后起的基督新教，则坚持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保持警惕的批判的态度，但不直接参与政治。所以，天主教国家当然就为幕府所不容，而新教国家则被许可。

　　实际上，东南亚的贸易长期由华人把持，郑和时期达到了巅峰。郑和船队的作战使命之一就是清剿海外的陈友谅等与老朱争天下的起义军余部，并剿灭其他海盗实现对东南亚贸易的垄断控制，郑和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因为中国缺乏相当的贸易对手（长期缺乏相当的贸易对手，是中国难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主要困难之一。——蜂带刀），商业交换成了“稳赔不赚”，下西洋因耗资巨大被废止，明代又进入闭关锁国状态，这就给日本的介入形成了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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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官方闭关锁国时，受到粮食生产稳定的鼓励，造成人口过盛的压力，同时官方又遏制国内贸易和货币增加，民间就愈发迫切的需要海外贸易，就发生了长期的“倭患”。实际上真倭不多，主要以中国沿海民众为主的海盗商人集团为主，所以难以剿灭。倭患的平息与其说是海防的加强，莫如说是明代后期海禁政策的松动。

明代闭关锁国的同时也进行官方指定的“朝贡贸易”，即限制了各藩属国的朝贡交易时间和贸易量，由于当时的商业是十倍百倍的利润，各国都不远万里乘风破浪而来~~实际上，如果中国和任何一个周边国家敞开贸易，对方的资本很快就被吸纳干净，后者要么完蛋要么开打~~日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并且持续的渴望，是因其黄金多产。后来又有了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强国的加入，因为它们没有朝贡许可，也不熟悉天朝人文，日本就成了欧洲和中国的中转站。欧洲当时同样缺乏可资交换的商品，幸亏可以抢劫美洲的金银，如此，全世界之金银就被列强雏形们不远万里源源不断的送上门来~~而日本也就趁机发展起来。

　　日本国土比较狭小，人口又比较集中，全国生产力和意识较为统一，虽然有锁国政策的不利影响，但西方思想传播远比简直过于辽阔的中国更为迅速和普及，此时的“荷（兰）学”也被日本人津津乐道，日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实际成为了欧洲文化传向清代封闭的中国的中转站，有了日本的先行消化，中国人再理解起来就从容得多，虽然不免因粗陋的日文翻译产生了很多歧义，但相比印度的大洗脑和日本的大癫狂，中国仍保持了本土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十八世纪初开始，日本工商业地位显著上升。由于工业需要大量工人，藩主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业仍然是被压制的，但“特权商人”（官商接合）开始取得很高的地位，他们通过贩卖各级武士的禄米控制幕府财政，并借贷给各地大名，以致形成“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的局面。与之同时，下级武士破产不断，纷纷沦为与平民无异的农业、商业、手工业者和游民、浪人。这和欧洲的商业崛起与贵族衰败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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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列强的侵略

　　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时代，是打着宗教旗号的国家殖民性扩张；而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时代则是掠夺资源开拓市场，为其工商业服务为主。

　　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均被德川幕府拒绝。幕府于1825年颁布《驱逐夷国船只令》，命令各藩击退靠近日本沿海的外国船只。

　　1842年，满清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幕府被迫稍微改变政策，并加强海防。

　　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比得尔率舰队到达日本铺贺，要求通商，遭到幕府拒绝。1848年，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根率军舰闯入东京湾，双方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答复，此事件震惊日本。1854年1月，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两个港口，后来又与英国、俄国、荷兰签订类似条约。

　　1858年，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美国借机恐吓，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给予美国更多特权，后又与英、法、俄、荷等相继签署类似条约。

　　（上述均引自《日本简史》，王新生）

　　从表面上看，日本长期处于分封割据状态，国家的凝聚力不如中国，幕府难以及时顺畅的调动各藩军事力量，“国家军事实力”远逊中国，所以中国至少也算屡败屡战，而日本很快就“几乎不战而降”了。但从思想根源上看，首先，“西学”在日本影响很深，“学术界”并不主张顽固的“锁国”；第二，各藩心怀叵测，倒幕运动时有发生，不是全力抗敌。

　　面对这些“不平等条约”，朝廷、幕府、诸藩之间激烈争论，恰好在将军继承问题上，幕府内部也分裂。幕府对不服从者进行了镇压，杀死和处罚的大名藩主等上百名。这又引起浪人武士刺杀幕府官僚的事件，被称为“樱田门事件”，标志着幕府时代的终结。

　　开户后，进口商品猛烈冲击日本国内市场，国内物价飞涨，手工业纷纷倒闭。中国银多金少，日本金多银少，日本贸易中的黄金贸易占很大比例。当时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市场为1：15，投机商人蜂拥日本，套取巨额差价，日本金融市场长期动荡，物价持续飞涨，农民和贫穷的下级武士开始暴dong。